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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 ‧ 女孩」通訊

2021年八月號【女孩賦權的力量 造就不一樣的奧運會】

香港運動員在剛剛過去的東京奧運得到驕人的成績,打破多年以來的獎牌紀錄,實在令人鼓舞。但在今屆奧運會中創下歷史的除了香港的獎牌數目,不得不提女性運動員的參與度和作出的突破,顯示女性平權在競技場上的一大進步。 您或會留意到本港派出的運動員中有逾半是女性,其實2020東京奧運是自1896年首屆現代奧運以來最多女運動員參賽的一屆,達49%,奧委會更規定每支代表隊必須包含至少一名女性和一名男性運動員,以杜絕某些男女不平等的國家禁止女性參與的情況。 女性參與運動不是很平常嗎?事實上,奧運的歷史並不如此。在1900年以前的奧運,女性被禁止出賽,到了該屆奧運也只有2%運動員是女性,並只可以參與數項指定比賽。 往後的奧運會中,亦多次有女運動員因其性別而成為被攻擊和羞辱對象。在今屆奧運會中,我們除了為香港取得理想獎牌數目而高興外,也可為有更多女性能夠參與活動、展現實力及作出不同的突破而喝采,因為這正彰顯女性權益的進步。 女性與性別定型的競技 不少人喜歡觀看奧運的體操項目,您可有留意今屆有什麼特別之處?過往女子體操運動員都一律穿著類似泳裝的高衩三角體操服,露出雙腿,多年來都被認為是體操界的潛規則,而男子選手則可以選擇以短褲或長褲作賽,準則不一。今屆德國女子體操隊選擇打破傳統,挑戰固有思想,穿上長袖衫長褲的全身體操服,並聲明要對抗體育界中對女性身體的不合理期望和目光。 德國隊讓女選手自行選擇是否穿著全身體操服,最後全體運動員都決定響應行動。(圖片來源:路透社) 在女性平權的競技場上,還有南韓弓箭手安山。安山在女子個人、團體以及混合賽都取得了金牌;不過,南韓社會反應未如我們所料的熱烈,沒有把焦點放在她耀眼的成績,而是她的一頭短髮。南韓的社會文化中一直存在男尊女卑的問題,女權主義近年才抬頭,卻仍經常被冷眼相待。安山的短髮就成了兩派導火線,引發了南韓國內激烈的爭辯,有一些網民更指她是「厭男的女性主義者」、要求大會取消她的獎牌。慶幸,性格沉穩的安山沒被言論壓力和性別定型打倒,在場上表現出色而奪金,堅持以自己覺得舒適的短髮形象示人,且得到多方聲援,包括總統文在寅及逾六千名網民以短髮照片支持她,無疑在南韓的兩性討論中展現了一番新景象。 安山的短髮備受批評,但她沒有因此動搖。(圖片來源:法新社) 女性的力量 小時候看的圖書和動畫中,男孩的課外活動不外乎踢足球、打籃球、武術等「力量型運動」;女生則被描繪為喜歡彈琴、畫畫、跳舞等「比較陰柔」的刻板形象。為甚麼女生不可以學武術、男生又不可跳舞? 分別來自中東沙地阿拉伯和太平洋島國吉里巴斯的兩位年輕女運動員就在柔道場上證明了女性的力量。柔道被歸類於現代武術及搏擊運動,在很多文化保守的國家被視為「男性運動」,家長都不鼓勵女兒參與。在信奉伊斯蘭教的沙地阿拉伯,女性沒有穿著自由,也不能有自己的銀行戶口和護照,生活處處受阻,但沙地選手塔哈妮(Tahani Alqahtani)無懼社會壓力,不單參與柔道這項「男性運動」,更出國比賽,為沙地女性建立自強自主的信心。「我想代表我的國家,特別是沙地女孩,取得最好的成績。我要讓世界知道沙地女孩可以成功!」她說。 沙地定立了2030年前在運動場上達至兩性平等的目標,並在官方宣傳中展示塔哈妮的相片,是當地運動史上的一大進步。(圖片來源:@saudiolympic 官方Twitter帳號) 吉里巴斯柔道選手基拿娃(Kinaua Biribo)也有相似的夢。「雖然我應該不會取得獎牌,但我不會放棄。家鄉的女性都看着我,如果她們看到我成功了,她們也會被鼓舞!」吉里巴斯的家暴問題嚴重,聯合國的報告指去年全球有近六成男性曾對女伴施以暴力,而太平洋國家有最高的發生比率。基拿娃在場上仍深深記掛吉里巴斯的女性:「我希望我的姊妹可以看到希望,女性的身份不是詛咒,是祝福。我們不一定是受害者,我們也可以是強者!」 基拿娃在場上大展身手,展示吉里巴斯女性的力量。(圖片來源:judoinside.com) 運動作為賦權的工具 國際培幼會相信只要得到機會,每一位女孩都是個小鬥士,賦權予女孩可以推動她們發揮力量,改變男女不平等的風氣。培幼會在全球多個發展中國家以足球等被標籤為「男性運動」的體育項目作為接觸女孩的途徑,在興趣班和訓練中向女孩講解她們的權利、保護自己的方法以及支持她們對抗社區中的不平等。運動場彷彿是社會的縮影,我們要在運動場上讓女性展現力量,給她們選擇自己喜歡的項目、衣着、髮型等,也要讓她們的聲音被聽見,成就得到欣賞。女性的力量是不容小覷的! 培幼會在尼加拉瓜以運動凝聚女孩,從中教導她們如何爭取和保護自己的權益。 孟加拉女孩積極參與空手道訓練,藉此學懂自衛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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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七月號【逃難了,然後呢?媒體甚少告訴您的委內瑞拉難民女孩故事】

「委内瑞拉人大逃亡」、「委內瑞拉難民潮持續」、「委內瑞拉爆難民潮」…… 新聞報導標題總是如此說。委內瑞拉的難民危機對我們來說應該不太陌生,但大多媒體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委內瑞拉人如何逃離家園,鄰國又怎樣把他們拒諸門外,您可知道難民逃亡後的生活狀況?他們的安全和生活問題就可解決了嗎? 委内瑞拉社會及政治動盪始於2014年2月,民眾發動示威要求總統馬杜羅下台,軍方以武力鎮壓,其後更演變成兩派各執一詞,出現兩個「總統」的局面。社會一片混亂,經濟下滑,失業率攀升,市面上出現糧食、藥物、日用品短缺,亦有民眾被斷水斷電。 難民女孩孤立無援 婦女冒着生命危險帶着兒女逃到從未踏足的國度,她們大多不曾接受教育,失去了丈夫陪伴和分擔,卻又未懂獨力保護自己和兒女,需要面對多方面的挑戰,包括性別暴力、人口販賣、衛生狀況欠佳、營養不良等,加上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大爆發,生活更是波折重重。 明目張膽的性別暴力事件 國際培幼會在今年初以問卷和深入訪談接觸了近600位10至19歲身處哥倫比亞、厄瓜多爾及秘魯的委内瑞拉難民女孩,以及近50名監護人,以了解她們確實遇到的生活困難。 「附近一個有性犯罪紀錄的男人當我是妓女,說要給錢我媽媽,換取和我相處一天。我媽媽說要舉報他,他才罷休。」一名16歲身在秘魯的女孩說。這個女孩幸得媽媽挺身而出為她化險為夷 ,有好些女孩卻沒這麼幸運。 另一名16歲逃至厄瓜多爾的女孩說:「我和媽媽要在公寓的公用洗手間做清潔工幫補收入。有次,兩個男人在我清潔時走進來,對我上下打量,一個用看不起的態度說我是那『做清潔的女兒』,另一個就笑着對我說他對我存在性幻想,問他的伙伴要不要對我做甚麼。我站在那裡,四肢頓覺麻痺,不敢說甚麼,我怕他們真的會動手。」 她並非唯一一個不敢吭聲的女孩。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的研究報告指出,已曝光的難民性別暴力事件只是冰山一角。很多受害女孩都因文化背景而選擇啞忍,害怕會被認為是「不潔」或被反過來指責是家門之恥,也有一些因不懂當地的語言、害怕影響難民申請、加害者是當地人甚至難民營工作人員而默默承受痛楚。因為不用承擔後果,加害者就更變本加厲隨意騷擾女孩。 身份決定命運 培幼會的調查指出28%的女孩未有在學校註冊,當中兩成人是因為給予難民的學額不足,另外兩成是因為無法得到所需的身份證明文件。即使有幸接受教育,學校裡亦出現嚴重的歧視情況。 在哥倫比亞的15歲女孩說︰「同學稱我為『Veneca』(對委內瑞拉人的貶稱)。」 難民的身份又何止影響女孩的教育情況呢?報告發現有四成女孩沒有接受醫療服務的途徑,72%人表示去年的健康狀況大受影響,而她們大多得了的病症都是可預防和較容易治療的呼吸道或腸胃症狀,若她們得到正式身份證明以及社會醫療保障,這些情況就不會發生。 同樣地,女孩也因求助無援在其他方面受苦,譬如說,她們因身份問題沒有機會上課學習性知識以及無力抗拒童婚,每十個委內瑞拉難民女孩中就有一個未成年懷孕,平均年齡只有16.4歲;亦有44%女孩因貧窮和沒有社區支援及保障而晚上捱餓入睡,有女孩更曾經空着肚在街上行乞五天;除了行乞,童工問題也非常嚴重,她們不得不在街頭販賣、從事快遞、參與非法活動或強制勞動去賺取微薄的收入換取溫飽,即使發生意外,亦沒有人會出手幫忙,免得被盯上或被驅逐出境。由此可見,難民的身份成了女孩健康、有尊嚴地成長的一大阻礙。 疫情下的現況及工作展望 疫情無疑令女孩的處境更艱難,一方面在狹小的空間難以保持社交距離、共用洗手間增加病毒傳播風險之餘,另一方面原先有幸註冊上學的女孩亦因為家中無法負擔電子裝置而不能參與網上課程,要以知識改變命運可說是難上加難。 為應對這個困局,培幼會在疫情中不敢怠慢,在社區以至國家層面為女孩發聲,敦促社會領袖在制定法律、政策、計劃和應變方案時多加考慮難民和移民女孩的需要,以達至於不同層次和角度全面地保障女孩權益,支持她們及其家人儘快適應新生活,並得到社會的接納和肯定。 培幼會為難民家庭提供物資援助,包括應對疫情的衛生包等,幫助他們渡過難關。 培幼會重視女孩教育,相信透過教育可以長遠地改變社會風氣,並為女孩創造更公平、更安全的環境。 現在,我們知道了更多關於難民女孩的故事,您會與女孩同行,助她們一臂之力嗎?

2021年六月號【雞先定蛋先?拆解氣候危機與性別公義錯綜複雜的關係】

因疫情關係,原定於2020年11月在蘇格蘭舉行的第26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延遲到今年底進行,但時間不等人,氣候問題每分每秒都在惡化,後果影響千千萬萬的人。 氣候變化下,全球氣溫上升,各處出現旱災、水災、冰川融化、水位上升、蝗災等,種種自然災害都危害農作物收成,以致食物短缺,出現糧荒。與此同時,政權和武裝勢力為了爭奪僅有的資源,互相角力,在各地造成安全危機,大大破壞社會民生。 全球化的趨勢使糧食生產的過程集中在小部份國家,若當中一個程序受氣候變化影響,任何國家都無法倖免於難。 女性苦陷氣候危機最前線 我們正處於糧食危機的邊緣,缺乏及時有效的行動,我們將會面臨嚴重人道災難,聯合國估計到今年底將有國家發生飢荒,而女性人口比男性更受打擊。 因男女不平等的傳統觀念,女性時常要負責準備一家人的食物,照顧老幼,並在全家用膳後才可以進食。在食物不足時,她們只得空著肚子,所以有逾六成的糧食短缺受害者都是女性。另外,為了得到更多糧食,不少家庭會要求女兒輟學工作,或是結婚換取禮金、供養家人,導致這些女孩對將來失去盼望。 來自尼日利亞、14歲的蒂蒂本打算移居尼日爾尋找出路,卻被逼嫁給一個有暴力和施虐傾向的男子。 日益嚴峻的災難 女孩逐漸褪色的夢想 今年19歲的莉哈娜塔兩年前隨家人離開因資源爭奪而戰火連連的家鄉,逃到布基納法索的大城市卡亞避難。布基納法索是聯合國警告四個可能在2021年出現饑荒的國家之一(另有尼日利亞、南蘇丹及葉門)。 莉哈娜塔的父親抵達卡亞後,嘗試申請世界糧食計劃署的援助計劃,但一家十口中,他只成功申請到五個人的食物份量。莉哈娜塔一家經常以粟米粉和水搓成麵糰充飢,一天只能吃到一或兩餐,她更要輟學減少家中支出,好讓家人可以買到水和糧食度日。莉哈娜塔最大的願望是回到學校繼續讀書,將來成為一個老師,但她深信這已成了不可能的夢。 派發食物不足並不是世界糧食計劃署刻意苦待他們。我們從近年研究得悉,在持續的氣候問題下,世界糧食問題會在2050年前惡化兩成,而籌得的援助資金卻距離目標還有42%,可謂僧多粥少。 每次天災後依賴援助而不從根本解決氣候問題只是治標不治本,我們需要重新審視國際間的氣候協議。 哪個才是問題根源? 有很多女孩和莉哈娜塔一樣失學,現時全球有一億適齡女童無法上學,在疫情下,數字更急劇攀升。 女性佔了人口的一半,實際上可以在氣候變化的議題上扮演重要角色。假如每個女性都學會一個環保的生活小技巧,也許就能積少成多,帶來重大改變,也可能是最終解決氣候危機的關鍵。環境經濟學家保羅‧霍肯(Paul Hawken)在他的著作《Drawdown》中推算,如女性接受性及生殖教育、學會避孕方法、了解自身權益,逾兩億名女性就懂得計劃生肓,共可減低850億噸碳排放。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我們可有想過改革環保政策、解決氣候問題的領袖可能就是她們當中的一位?即使有幸接受教育,礙於社會性別定型的思想,一般不鼓勵女孩學習科技、工程、數學、經濟、政治等學科,使女孩發展受到限制,難以發揮長處及參與推動環境保護政策和綠色經濟。以再生能源產業為例,女性從業者只佔20至25%;在國家層面上,於簽訂巴黎協議時,與會者也只有35%是女性。澳洲科廷大學就有研究證明了女性參與政策制定對環境保護有正面影響,她們會主張擴張受保護土地面積、增加環保政策認受性、更嚴格執行氣候條約及推動更有效減低碳排放措施等。 對女孩自身來說,因氣候災難而失學使她們困在無止境的惡性循環中。沒有教育,她們無從得知面對天然災害的應變方法,在天災降臨時未能及時作出反應。她們也不能參與學校免費膳食計劃,只能餓著肚子待在家中。 不少發展中國家的女孩都會透過學校獲取免費膳食,填飽肚子,所以上學對她們來說有另一番意義。 說到底,人類一步一步踏進更崩壞的氣候環境,女孩又無法接受教育,沒法將才能貢獻社會,解決氣候問題的機會就更加渺茫,環環相扣,我們可以如何打破宿命? 手握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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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五月號【傳統禁忌致性別不平等 天價衛生巾斷送尼泊爾女孩無價將來】

繼蘇格蘭之後,法國、紐西蘭等地相繼宣佈會為女孩提供免費衛生巾,以解決當地「月經貧窮」問題。遠在山區的尼泊爾女孩卻沒那麼幸運,她們一生仍受各樣月經問題困擾。 國際培幼會(香港)總幹事蕭美娟博士(Kanie)早前與兩名尼泊爾女孩及當地的前線同事對談,探討當地的月經問題並了解培幼會的工作成果。女孩的遭遇可歸咎於兩個問題:「月經羞辱」及禁忌,以及「月經貧窮」。 因疫情關係,今年Kanie未能一如以往親身前往發展中國家探訪,但她經常透過與當地同事進行視像會議,了解各地的最新情況。 「月經羞辱」及禁忌 在尼泊爾,月經被視為「不潔」,來經的女孩會被禁止接觸家中男性成員或被視為聖潔的廚房、廟宇、水源、學校及參與社交活動,甚至連米飯、肉類和牛奶等營養豐富的食物都不能食用。她們在來經期間只能被逼在「月經小屋」(Chhaupadi)隔離,這些小屋多是牛棚和破爛的小木屋,曾有不少女孩因嚴寒失溫、被強姦或被野獸襲擊而失去性命。 在偏遠山區,月經小屋依然普及。 小屋並沒有任何設施,只有冷冰冰的四面牆,有時甚至連完整的牆壁都沒有,女孩每月都曝露在危機之中。 事實上,尼泊爾法院早在2005年禁止這項陋習,但難以在偏遠村莊嚴厲執行法例,近九成女孩仍在來經期間遭受不同程度的限制。2018年11月一名14歲女孩在風災期間因山泥傾瀉而被困月經小屋,不幸身亡;2019年12月一名21歲女孩在月經小屋點火取暖而窒息致死,把女孩囚禁在小屋的姐夫被判處45日監禁,卻被允許以簡單罰款來換取不用收監的自由。在法例未被重視的情況下,女孩權益顯然不受保障。 12歲就讀小學六年班的蔓塔(Mamta)和Kanie分享時談到:「以前來經時我每個月要花幾天獨自和牲畜一起擠在狹小的牛棚,沒有門可以鎖上,很害怕會有壞人和野獸闖進來。」 因月經被視爲禁忌,學校課程和父母都沒有教導女孩正確的月經知識 ,尼泊爾女孩在第一次來經時都非常徬徨無助,亦不知道可以如何爭取應有的權益和待遇。透過培幼會,蔓塔學會了月經相關的知識,我們的工作人員更說服了蔓塔母親不要再把蔓塔困在月經小屋中,讓她在來經時安心上學。 透過培幼會的工作,蔓塔終於不用在牛棚隔離,還可以在月經期間上學,臉上多了一份笑容。 「月經貧窮」成女孩學習障礙 另一位15歲女孩柔迪(Joti)則分享了她遭遇到的「月經貧窮」。「我父親是位建築工人,一天只能賺到五六百盧比,只夠用來買蔬菜和米,勉強填飽一家人的肚子,哪來多餘的錢買衛生巾呢?」她問。 尼泊爾的衛生巾昂貴得可怕,一包五片質量較好的衛生巾索價約港幣$13元,以一個生理週期用量約三包來計算,一個女生購買衛生巾的花費相等於一個貧窮家庭一日收入(約港幣$39元)。換個角度來說,在物價和生活指數高漲的香港,最低工資下一人收入一天約有370多元,一個星期週期的衛生巾只索價24元,不過是一天收入的6.4%,相對之下尼泊爾的衛生巾售價可算是天價,難怪有近五成尼泊爾女孩都會因月經貧窮而缺席課堂。 柔迪說舊布不但會有異味更會造成敏感、痕癢和細菌感染,她更因為害怕經血滲漏而不敢上學,一個月要缺課三四天,難以跟上學習進度。 培幼會為柔迪和其他女孩提供衛生巾之餘,亦教導她們用乾爽布料製作可重用的衛生巾,長遠地解決月經貧窮,讓女孩不再需要因月經缺課,甚至因趕不上進度而被逼輟學,失去以知識改變命運的機會。 可重用的布衛生巾可以為女孩長遠地解決缺乏衛生用品的問題,她們也可在工作坊中得知更多有關月經衛生的資訊。 女孩絕不能因月經這個自然生理現象承受各種羞辱及痛苦! 培幼會除了致力在尼泊爾提供月經正向教育外,還會為女孩提供衛生巾,亦會教導她們用乾爽布料製作可重用衛生巾,長遠地解決月經貧窮的問題,讓女孩保持個人衛生,不再需要因月經缺課。 盼望你能伸出援手 幫助更多女孩逃離月經之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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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四月號【戰區小女孩卑微的上學夢】

說到喀麥隆,您想到甚麼?是聞名於世的足球先生,還是非洲的多樣地貌?筆者首先想起的卻是該地區惡名昭彰的武裝組織。去年十月,當地就發生了一宗學校受襲事件,那次襲擊中有至少八名學童被槍殺或砍死,多達12人受傷,稚子無辜,大人間的紛爭為何要把孩子拖下水呢? 國際培幼會最近發表以《喀麥隆西南及西北部年輕女孩受武裝衝突及疫情影響》為題的報告,解構當地女童遭受的壓迫及困境。 當地自2016年起長期受武裝力量威脅,四處都是路障、暴亂、搶掠以及無差別殺人事件,在路上不時會見到空無一人的死城,至今累計3,000平民被殺,近500萬人受影響甚至流離失所。 大批居民逃避戰火,在難民營棲身。 「我真的很希望可以上學。」一名受訪的小女孩說道。 不幸的是,自武裝衝突開始,基礎建設常被視為襲擊目標,致令人心惶惶,該地區大部分學校都被迫關閉,2021年年初統計指當地只有少於三成學校仍然可以運作,逾103萬學童無法接受教育。 在香港,我們深明教育的重要性。其實,在社會不穩的情況下,教育更為重要,甚至可以用來保命。 在缺乏教育的環境下,年輕女孩的發展受限制,亦不能自主作決定,特別容易成為童婚及早孕的受害者,遭遇家暴、難產等時有發生,禍延女孩一生。同時,因為她們缺乏基礎技巧及資格,亦未曾接受職業訓練,即使渴望自強自立亦難以達成,很多時候被逼繼續處於不平等和危險的關係當中。 學校教育的其中一環是生殖及健康教育,未能上學的女孩失去認識自己身體及權利的途徑,即使遇上侵犯和騷擾,甚至是性剝削,往往不知所措、無力解困。另一名受訪女孩就說道:「我不想因為沒有接受教育而不被尊重、被認為可以任意剥削!」 「我真的很害怕。」又一名女孩說。 整份研究報告滲透恐懼氣味,您可以從女孩的一字一句中,感受到他們的不安情緒。 「即使在自己家裏,我們都不可以隨意說話,他們(武裝份子)正聽著呢。」她說。在家裡不安全,在學校亦然。即使女孩就讀的學校仍然開放,亦不見得她們有上學的勇氣和專心上課的能耐,因為要上學可要冒着莫大的生命威脅! 「我根本專心不了,因為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傳出槍聲。」 「我在學校卻感覺不安全,他們可以像昆巴學校受襲事件一樣殺掉我們。」 「他們隨時可能衝進來把我擄去,要我們成為他們的一分子。」 除了生命安危,女孩亦面對性暴力威脅。不少年輕女生訴說她們曾遭受武裝份子、政府執法人員和社區人士的性暴力和虐待。 「有人用槍指著你的頭,你可以不順從他意、不被他強暴嗎?」一個女孩問。 10歲那年,蘭絲因武裝衝突被逼搬到另一個地方居住,一心以為可展開平靜的生活,卻兩次被強暴,生下了兩個孩子,從此活在黑暗中。 待完成的夢 這些女孩裡,有些想成為老師、醫生、工程師、髮型師、記者、歌星、銀行家、甚至總統。她們需要的就是一個接受教育、裝備自己、追尋夢想的機會。在當地空置而破爛的課室中,原本應該坐著未來的社會棟樑。 我們可以成為她們的希望,支持培幼會的工作,讓我們透過和政府周旋,安排她們在安全的環境繼續學業,為她們提供性及生殖健康教育,減低她們童婚及早孕的機率,向她們提供技能及職業培訓,並提供資金支援她們經營小生意。 培幼會向女孩派發學習物資,即使未能回到學校,女孩仍可以遙距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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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三月號【逆境更自強:三個從「地獄」折返人間的女孩】

在絕境中重新站起來並不容易,您的一份關心、一個幫忙,可能就是女孩在漆黑裡的一道光,讓她們有信心和力量去衝破困局,甚至以生命影響生命。您可有想過您的一小步會如何改寫女孩的命運?我們立即來看看三個女孩不屈求生的故事。 從童婚厄運中努力掙脫 — 思妍 思妍在孟加拉一條貧窮村落居住。在13歲時,父母強逼她與一個不認識的男人結婚,思妍知道結婚後就不能再上學,亦無法追尋自己的理想。於是,她堅決反對婚事,在培幼會的介入與協助下,思妍除了成功擺脫早婚命運,更在社區落力宣傳童婚禍害、為培幼會接聽性別暴力求助電話、四出探訪面臨童婚的女孩及遊說她們的父母不要將女兒提早嫁出。 「在九年間,我成功阻止了62宗童婚,使34個輟學女孩回到學校,國家向我頒發表揚獎項,還讓我代表孟加拉到西班牙國會分享女孩權益議題。」然而她的夢想沒有就此止步,她更利用培幼會創業基金開設了一間衛生用品廠,聘用36個年輕女性,製作及出售價格相宜的衛生巾,盼令貧苦女孩安心上學。單單去年,思妍的團隊就製造了逾16,500包衛生巾,以及利用生產技術和「愛.女孩」基金特別撥款製造了1,700份口罩,惠及整個社區。 性剥削及人口販賣倖存者 — 多蓮 來自烏干達的多蓮今年24歲,是一間裁縫店的東主,也是個積極與培幼會攜手於社區推廣女孩權益的少女,看似風光的背後卻埋藏着可怕痛苦的回憶。 幾年前,因家貧輟學的多蓮聽透過朋友介紹應徵一份工作,以分擔家庭的經濟重擔。怎料一到達工作地點,那裡竟然是一所脫衣舞夜總會和妓院,但一切都太遲了,她無法離開,被逼出賣自己的身體。 多蓮承受極大身心傷痛,以酒精和藥物去麻醉自己,試圖忘記現實的不幸,慢慢地,多蓮甚至連「顧客」有沒有戴上安全套、自己被強姦、被折磨,她也不再在乎,生命彷彿不再屬於自己。 就在這時,多蓮接觸到培幼會與烏干達青年發展連線組織的「安全包容城市計劃」,計劃幫助了很多像多蓮一樣的女孩離開剝削者並獲得生計培訓等支援,重過新生。 「我從未想過有這一天,我很慶幸可以參與計劃,它徹底改寫了我的人生,讓我再次學會愛惜自己,不但看到希望和機會,更成功修補和家人的關係,並在完成課程後獲得縫紉機,幫助我創業!」多蓮說。她將會聘請其他經歷性剥削和人口販賣的女孩在她的裁縫店工作,並教授她們知識,讓她們可以像她一樣,重獲幸福。 年輕媽媽勇敢走出被多次強暴的陰霾— 蘭絲 蘭絲今年20歲,在肯亞一所中學就讀中四,她比同學年長一點,但她從不介意,因為讀書對蘭絲而言,本來就是遙不可及的夢。 13歲那年,她趁暑假離開了外婆家,隻身走到承諾給她學費的姨姨家裡居住,沒想到姨姨一家會奴役、侮辱、甚至虐待她。她在某個深夜終於抵受不住並奮力逃脫,但外婆家卻在45公里外的地方。 半路中途,她遇上了一個遠房親戚說可以收留她一陣子,飢寒交迫下,她亦不虞有詐。意想不到的是,這個遠房親戚竟一再強逼蘭絲滿足他的性需要,不然就將蘭絲棄於野外,一個月後蘭絲找到機會逃走。然而,在她又餓又累時,她遇上一個男人說服她以性服務換取車費,情急下,蘭絲同意了。一個星期後,那個男人沒有遵守諾言提供車費,只給她買食物果腹的錢,蘭絲偷偷存起來,踏上她第三次的征途。 幾經波折,蘭絲終於回到家,卻發現自己懷了身孕。她一度嘗試和那個男人結婚組織家庭,卻發現他有嚴重的酗酒問題,於是蘭絲抱着孩子回到老家,一個人為茫茫前路而躊躇不已。 「外婆鼓勵我參加培幼會的女孩倡議計劃,在那裡我認識了其他年輕媽媽和性暴力受害者,我們互相打氣,重拾返回校園的勇氣,以自身經歷在社區中帶來改變,讓更多女孩知道她們並不孤單。」現在,蘭絲成為了女孩倡議陣線的成員,為更多女孩和年輕媽媽提供幫助,賦權予她們,幫助她們重建生活。 攜手締造超越想像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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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二月號【知道多一點,傷害少一點:關於割禮的五個事實】

在文章開始之先,我想請您看一看現在的時間,記下這分鐘,我們在結束的時候再回到這一個部份為您解釋。 大家在看這篇文章前或許都多多少少聽過女性割禮,但實際上您了解幾多呢?讓我們來了解幾個關於割禮的事實。 根據世界衞生組織定義,「女性割禮」、「女陰殘割」或「殘割女性生殖器」包括「所有涉及非原因,將女性外生殖器部分或全部切除,或對女性生殖器造成其他傷害的程序」。在各種文化下,割禮的成因都稍有不同,但不論從甚麼角度看,割禮都是百害而無一利的做法。 一、全球至少有約2億名女童和婦女曾遭受割禮,14歲以下的女童共有4,400萬。這個「儀式」在非洲西部、東部和東北部地區、中東及亞洲一些國家非常普遍,多由家中的女性長輩執行。 二、一刀送上女孩和女嬰性命。割禮不單對女性健康毫無益處,更為女性帶來很大的健康風險,輕則昏倒、劇痛、流血不止,重則可以造成細菌感染,成為女性一生的心理陰影,甚至奪去她們的寶貴性命。世衛的研究指出割禮亦大大增加女孩日後懷孕時遇上難產的機率,有22%的新生嬰兒死因可歸咎於母親曾遭受割禮。 三、您曾否質疑過上一代女性在經歷過割禮這種切膚之痛後,為何還要把痛苦施加在下一代、甚至是自己的寶貝女兒身上呢?我們需了解割禮背後對傳統文化的象徵意義。在一些社會中,女性需要經歷過割禮才可被視作「成人」,因為他們相信割去生殖器官的一部份可以控制和減少女性發生性行為的機會,使女性在婚前保持貞潔,免得家族因女兒作出婚前性行為而蒙羞,這一刀也就是為她們準備出嫁而割的。亦有人認為生殖器官是「不潔」之物,割禮是為了「潔淨」女孩。母親在世代壓逼和文化洗腦下也不得不讓女兒經歷自己遭受過的切膚之痛,不斷錯誤地把陋習延續下去。 四、割禮最常見於非洲國家,例如埃及、索馬里和葉門等,也有一些亞洲國家有這樣的習俗,更可怕是如此殘酷的行為竟在馬里和塞拉里昂等地被視為合法行為。隨着時代進步,近年陸續有國家立法禁止割禮,但成效備受質疑。除了起訴困難外,執法單位亦難以得知有女性在家中被施行割禮,以至割禮問題仍然猖獗。現時我們間中仍會發現有人不惜犯險,在歐美等反割禮法律嚴謹的地方偷偷施行割禮,可見割禮問題難以單靠立法解決。 五、每一個人都應對自己的身體有自主權,換句話說,無人可以剝奪女性對自身身體部份去留的決定權。割禮絕大多是被強行施行的,有不少受害女生會被騙到房間中,被家人抓住動彈不得地被割去身體一部份,這絕對是對女性的一種剝削和歧視,也嚴重地侵害了她們的人權,奪去她們的將來。 在疫情影響下,女孩長時間留在家中,即使被強行施行割禮,外界亦不會發現、也無法介入。在無法聚集人群的社交隔離措施下,一方面女孩和家長無法接受學校和社區提供的性及生殖健康課程,拖慢了宣傳割禮禍害的進度;另一方面,父母也視這段期間為一個給女孩受割禮後的康復期,促使割禮發生。就在疫症爆發的一年間,全球多個有這習俗的國家都錄得個案有大幅上升的趨勢,根據聯合國組織表示,割禮陋習故態復萌令預計本有機會阻止的二百萬宗割禮將會於未來十年內發生,形勢危急。而國際培幼會索馬里辦事處在今年初將割禮問題界定為「全國緊急狀態」。 為打擊割禮,培幼會透過「愛 ‧ 女孩」基金致力保護女童免受割禮等威脅,並將提供生殖健康服務列為應對疫情的工作重點之一,設立對抗性別暴力的舉報熱線等,確保女孩的需要在疫情期間得到適當照顧,不致留下一生的遺憾。 您了解割禮更多了嗎?我還有一個可怕的事實沒告訴您。 還記得本文開首我們記下了開始閱讀文章的時間,有多時間過去了? 在疫情的衝擊下,每八秒便有一個女孩活在割禮的威脅下。如果您花了三分鐘讀到這裡,在這期間可能已有22名女孩遭受割禮之痛。這就是我們需要迫切面對的困境。若您對此於心不忍,不妨在下一個八秒過去前把文章分享給身邊的人,讓反割禮的工作獲得更廣泛的支持。

2021年一月號【您的一小步可成就大改變:「愛 ‧ 女孩」2019-2020年工作報告】

面對遠大的目標,我們很容易會小覷了日常踏出的那一小步、質疑自己。但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每一小步都是成就改變的進程。您記起為何當初你會支持「愛  ‧ 女孩 」行動嗎?希望以下的工作成果讓你了解您的捐助如何改善女孩的人生。 在2019至2020年間,培幼會在70多個國家推動了「愛  ‧ 女孩 」行動(包括所有在發展中國家的辦事處)。這是甚具挑戰的一年,亦因疫情肆虐而成了女孩生命中關鍵的一年。幸得您的支持,讓培幼會可以完成下列工作: 製作逾18份報告、立場書及宣言,涵蓋議題包括亞洲女性領導能力、女性在疫情下的需要、非洲女孩權益及網絡騷擾等 超過22,600人參與平權聯署,覆蓋緬甸、津巴布韋和洪都拉斯等地 透過倡議工作訂立319項關注女孩領導力及年輕人參與度的主要改善承諾,包括: 非洲 在塞拉利昂通過性罪行條例2019,將「守護學生」概念引入教師及教育人員工作操守指引中 馬里政府承諾修改現行的反性別暴力法 烏干達落實推出免費性別暴力求助熱線 津巴布韋總理下令學校優先處理及改善女童回校時的交通安全問題 亞洲及太平洋地區 菲律賓落實嚴厲執行「安全空間法案」,包括在危險街道安裝更多閉路電視和街燈,以及在公共交通工具提供緊急聯絡電話號碼 孟加拉政府開展反性騷擾條例草擬工作 澳洲政府落實「女性安全憲章」 美洲 洪都拉斯承諾致力以性別平等角度推動有助年輕人就業的公共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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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十二月號【一個可推動經濟增長10%,卻被忽視的秘技】

2020年,一場疫症重創全球經濟,各行各業都在水深火熱之中,帶來的經濟打擊更有機會影響未來好幾年、甚至一整代人的生活。大家都紛紛尋求一條出路。 其實,出路早就在我們身邊,只是我們以至各國的領袖都忽視了這個方法。這裡有一個可以推動經濟增長10%、有望扭轉現時困局的秘訣。 是投資基建?還是投資科研?都不是。我們是要投資在女孩身上。 投資入門——教育 目前,全球有多達1.3億女孩未能接受教育,原因包括戰亂、貧窮、天災及種種因性別不平等而引起的問題,如童婚、童工等等。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更預計將會有超過1,400萬女孩在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後無法回到課室,加劇原先已非常懸殊的兩性接受教育比率。 女孩接受教育後,識字率提高、在語言、數理及技術層面有所發展,大大提升她們進入社會後的競爭力。同時,因為學校提供性教育、常識科等,女孩的早孕、童婚機率會下降,可以減少未發育完成的少女因生產而出現嚴重拼併發症甚至死亡的風險,亦間接減低了醫療負擔。 過往的研究已多次證實童婚是發展中國家跨代貧窮問題的主要成因之一。女孩往往因年輕、缺乏教育,不知道如何養育下一代,父母不識字,無法賺取高收入為孩子提供良好教育,他們的孩子也有很大機會不識字,形成惡性循環,造成跨代貧窮。因此,讓女孩接受教育將會是改變整個社會貧窮問題、減低政府援助開支的首項任務。 投資第二步——全方位支援 國際培幼會夥拍花旗集團於十月推出的一項研究指出,讓女孩接受教育只是這項「投資」的第一步,為了帶來長遠而可持續發展的改變,我們要從多方面介入,使女孩在各個成長階段都得到保障。 單靠教育去改變女性的社會地位並不足夠,因為她們總有一天會離開學校、踏進社會,而在男女不平等的社會風氣下,女性的發展空間甚小。阿富汗上月10日就發生了一宗令人震怒的事件。33歲的卡提拉(Khatera)最近實現童年志願,成為了女警、不幸地在下班路上被持槍襲擊,更被利刀割眼。卡提拉雖大難不死,但從此失明,不能回到工作崗位。而可怕的是調查發現背後的主謀很可能是卡提拉的父親,因為父親一直很反對女性外出工作,卡提拉擔當向來屬於男性的警察工作更令父親不能接受,促使他向極端組織塔利班提供女兒的個人及工作資料。卡提拉的遭遇只是性別不平等問題的冰山一角,我們可以如何讓女孩放心走出光明前路呢? 政府、私人企業、非政府組織以及普羅大眾等不同社會持份者都必須在各自的崗位上多做一步,在女孩成長的歷程中多次介入,創造長久而具系統性的改變,推動法例及體制改革,譬如在工作層面提供平等的晉升機會、男女同酬;在家庭層面支持女性就業、提供可靠的托兒服務;在政策層面推動保障女性的勞工法;在社會推廣男女平等,改變整體風氣。這樣女性才有更大機會將所學的知識與技術好好發揮,貢獻社會。 國家層面的投資回報 消費界定了市場價值,亦即是推動本地生產總值 (Gross Domestic Profit,下稱GDP)的關鍵。培幼會與花旗集團的研究指當女性財政獨立穩健後,平均會把九成收入用於家庭支出,遠多於男性的三至四成,而這些消費為GDP增長帶來正面影響。研究續指每當我們花1美元在女孩的權利與教育上,便可以收回2.8美元,加起來相當於額外創造數十億美元的GDP。 這個報告更提出多個論證及預測,其中一個測試顯示,若勞工市場上的男女差距完全消失,到了2025年全球的年度GDP會增長26%,相當於是28萬億美元。報告另一部份則對比了過去20年反映世界各地人民受教育程度的人類發展指數(Human Development Index,下稱HDI)及當地女性在2000年至2018年間的個人消費總值,發現有着力改善兩性教育差距、提升HDI的經濟體裡的女性普遍在人均消費總值上有更大增長,亦更容易脫貧。 報告亦模擬八個發展中國家(加納、烏干達、馬里、印度、老撾、薩爾瓦多、玻利維亞及埃及)的未來發展路向,結果顯示若這些國家在2030年前可達至100%高中完成比率,它們平均會有10% GDP增長。最大增幅的是烏干達,達驚人的20%,最少的玻利維亞也有4%,成續十分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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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十一月號【抓着疫情的「影子」】

以口罩抗疫,以甚麼對抗性別? 在這疫症橫行的一年,我們花了不少時間查看世界地圖,看哪個國家新增了個案,哪個地方又停工停課。但深深刻劃在地圖上的又豈止疫情呢? 就在病毒不留情地侵入生活時,聯合國提出了一個新名詞—影子疫情。顧名思義,「影子疫情」就像影子一樣隨着疫情來臨。它,就是針對女性的暴力事件。 圖中這些數字並不是疫情的確診或死亡人數,而是同樣駭人的性別暴力事件數字。 在過去的12個月內,全球就有2.43億女性經歷由另一半施加的肢體暴力或性暴力,佔了15至49歲女性人口的18%。 社會中的性暴力 數字給了我們一個抽象的概念,但實質在這些女性身上發生了甚麼事呢? 事實上,女性在未有疫情以前就處於容易遭遇性別暴力的位置,這些暴力行為包括性騷擾、性侵害、肢體暴力、言語暴力、精神虐待、家庭暴力等等。或許你會認為疫情令街道上少了人,會間接令案件減少,不過,現實總比幻想殘酷。 今年七月下旬,23歲的尼日利亞女孩潘蜜拉在乘巴士時遇上防疫路障。執法人員上車逐一檢查,確保每個人都有遵守防疫措施。這一天,潘蜜拉沒有戴上口罩,按原來的法例,她理應被罰款或面臨監禁,但執法人員把她帶到一間空置房屋,威脅她「如果不配合發生性行為,就殺了妳!」,最終她被逼就範。 另一邊廂,英國一項調查發現在第一輪防疫隔離措施實施後,每五個女性就有一個經歷了街頭騷擾,包括遭遇吹口哨或喊叫聲挑逗、被跟蹤、遭受不情願的性或肢體接觸等等。另一項調查則揭示51%女孩在今年六月後曾在公眾地方經歷性騷擾,比例驚人。 防疫當然重要,但我們不能完全不外出,封城之下,女性仍需外出購買日常用品、處理各樣事務。可惜,社會辜負了女性的期望,無法為她們提供一個在防疫與防止性暴力層面都安全可靠的環境。 家,就是安全?魔鬼可能就在身邊 「留在家中,不外出不就好了?」 先不說這論調如何將責任推到受害者身上,我們單單着眼於「留在家中」的安全性,就存在很大爭議。 數據告訴我們一個可怕的事實—加害者很可能是我們最親密的人! 在印度開始封城後的第三個星期,塔拉致電當地的家庭暴力舉報熱線。塔拉的丈夫在婚後15年以來常常以暴力對待塔拉,但她都吞聲忍氣捱過去。但封城令塔拉不能藉工作之名減少見面,倆口子在家中日夜雙對,磨擦增多,丈夫打她和羞辱她的次數亦更趨頻密。「我活在持續的恐嚇之中,我不知道何時會激起丈夫的情緒。」她在求助電話中低聲說道,因為她很怕丈夫和奶奶會發現。 塔拉的遭遇並不罕見,研究顯示有30%的暴力事件都是由另一半一手造成,有多於三分一被謀殺的女性是被現任或前任伴侶所害。 疫症使犯案容易求助難 在香港方面,香港婦女中心協會的婦女求助熱線在疫症首兩個月接獲的家暴求助個案,較上年同期上升逾一倍。組織表示社區隔離措施令受害人求助困難,未能及時獲得資訊和援助,法庭亦暫停服務以致未能申請法律文件,女性只能繼續忍受家暴。同時,入住庇護中心的人數亦較過往少了一半,不少是因為擔心庇護中心的防疫安排不足而拒絕入住,也有求助個案因社工在家工作,未能即時聯繫,於報警後約一星期才被安排入住庇護中心,期間的安全令人關注。 全球統計數字亦得出相似結論,只有少於四成受害者會尋求協助,少於一成會報警求助。當中不少是因為全日都與加害者共處一室而未能找到機會與外界聯絡、相關援助單位因忙於應對疫情而暫停服務、無法藉社交活動聯絡可信任的人,又或是因封城令未能離家求助。對小孩子來說,學校停課也令他們失去了向學校師長、社工求救的一扇窗,老師也無法及早察覺家暴事件,容易釀成悲劇。 齊心抗「疫」 這幾個月,我們常把「齊心抗疫」掛在口邊。其實,我們都可以用相同的心態去面對來勢洶洶的影子疫情,正視社區中女性的「疫」境,幫助女性脫離險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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