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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童權益故事

拋開恐懼與歧視 尼泊爾女孩走出月經小屋 步向平等將來

那間荒廢、幽暗的小屋曾經是尼泊爾14歲女孩馬利加(Manika)的惡夢。女性每月來月經是最自然不過的事,但對馬利加和很多偏遠山區的尼泊爾女孩來說,每次來經就要被獨自困在可怕的「月經小屋」,惶恐度日。 「每晚我都害怕會活不到清晨,一個不慎就會被毒蛇和昆蟲咬到,更有可能被醉漢闖進來強姦。」小屋簡陋破爛,甚至沒有完好的門窗,令席地而睡的馬利加走終日提心吊膽。 月經小屋距離女孩的家有一段距離,小屋通常沒有門窗,也沒有保暖的裝置,女孩遇上危險也難以求助。過往就曾有女孩因失溫、被野生動物攻擊等原因死亡。 月經小屋空間細小,女孩連站起來的空間也沒有,令人難以想像如何在裡面待上幾天時間。 月經污名將女性地位推到最低賤位置 受當地傳統文化影響,尼泊爾人對月經產生恐懼、厭惡與歧視。他們認為月經是「不潔的」,並會冒犯到神明,帶來厄運;於是他們除了要來經的女性在空洞的小木屋隔離外,更勒令她們在經期間不准接觸神聖的水源、家中男性成員,也不可吃喝如牛奶之類的食物,因為這樣會導致牲畜被詛咒而病死。 月經污名將女性的地位在重男輕女的文化中推到最低賤的位置。即使女孩遇上甚麼月經問題,也不敢提出,就連在學校裡,月經也是個禁忌話題,校方根本不會為女生提供生殖教育課,因此女孩對月經健康及保健知識相當貧乏。 尼泊爾人相信來經女孩會激怒掌管水源的神明,令家族受詛咒,因此女孩在月經期間不能接觸自來水。 貧窮及疫情令月經問題雪上加霜 種種「月經羞辱」已令女孩苦不堪言,她們還要面對「月經貧窮」的問題。尼泊爾的衛生巾非常昂貴,一包五片質量較好的衛生巾索價約港幣$13元,以一個生理週期用量約三包來計算,一個女生購買衛生巾的花費相等於一個貧窮家庭一日收入(約港幣$39元)。 新冠肺炎疫情亦令女孩的月經衛生情況加劇惡化。近年,在各組織積極推動下,當地政府開始關注女孩月經需要,並在學校派發免費衛生巾;現在卻因為停課,女孩又再失去得到衛生用品的途徑。另因封城及貨運受阻,衛生巾價格進一步上揚,試問活在貧困的女孩如何應對處境? 物資援助與教育並行才是出路 為應對「月經羞辱」及「月經貧窮」的問題,國際培幼會於當地學校設立供女孩來經時休息、學習月經衛生知識及領取衛生用品的房間,並提供工作坊讓女孩學習製作可重用衛生巾,並了解月經知識,提升她們對自身權益的認知。 培幼會相信單單向女孩提供物資援助並不足夠,我們必須教育女孩、男孩、家長以及社區,讓月經不再被標籤為可怕的事物,使女孩得到公平和友善的對待,才能長遠地改變歧視文化。 在培幼會的月經教育下,月經在朋輩間已不再是禁忌話題,女孩會共同分享和討論月經問題。 抛開枷鎖 一個女孩帶來社區文化的改變 教育的影響可以來得很快!同樣來自尼泊爾山區的14歲女孩帕蒂加(Pratika)去年從培幼會的工作坊中學會了製作可重用衛生巾,也明白了女孩不應因月經而受到不公平對待。她決心從身邊的家人和朋友着手,希望可改變她居住社區的月經文化。 為此,帕蒂加抛開枷鎖,在朋友和家人間開始談論月經話題,並與朋友分享可重用衛生巾的製作方法,又與父親建議停用月經小屋。當中,她父親的反應讓她大吃一驚!帕蒂加的父親明白到他對月經的標籤令女兒難受,除了立即停用月經小屋,更主動參加學校的委員會,向校方和其他家長分享他的領悟和做法。 現時,社區中很多家長已經仿傚帕蒂加父親,將月經小屋改為養牲畜的柵欄,雖然有不少家長仍要求女兒在別的房間隔離,但對改善「月經羞辱」問題總算踏出一大步! 文化不可能在一時三刻中徹底改變,但通過教育和一層層推展的影響力,帕蒂加的決心造就了社區月經新文化。培幼會盼望大眾可繼續支持我們在尼泊爾的月經支援及教育工作,讓更多女孩脫離月經污名,從小屋中走出來,邁向精彩人生。 現在您也可以透過國際培幼會的「愛‧女孩」基金採取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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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克蘭女性逃離戰火仍身陷險境 成性罪犯虎視眈眈的獵物

烏俄戰火不斷,直至4月25日,逃離烏克蘭的難民人數已接近527萬人,當中以波蘭、羅馬尼亞和摩爾多瓦的收容人數最多。由於烏克蘭18至60歲的男性被禁止離境,國外難民絕大多數為婦女和兒童,亦因而被不法份子盯上。 有些人在抵達邊境時激動落淚。 去年年未,聯合國指出每五名難民女性就有一名曾遭受性暴力,而情況更是持續惡化。烏克蘭難民危機當前,性暴力、人口販賣、強迫勞動等潛藏問題隨之而來,我們必須儘早杜絕這些危機。 「義工」偽裝「好人」卻心懷不軌 在難民潮初湧至波蘭等鄰國時,國際社會都受各地市民自發到場幫助難民家庭的畫面所感動,頓覺人間有情,我們卻意想不到下一輪危機正在蘊釀。 火車站人頭湧湧,令不法份子很容易在混亂中拐走婦女和兒童。 一名帶着年幼兒女逃難至羅馬尼亞的媽媽與英國廣播公司分享了她的經歷。當她和兒女在羅馬尼亞邊境尋找可以通往市區的車輛時,有一名自稱「義工」的男人接近她們,強烈推薦她們去瑞士暫居,並提出可以免費送她們一程。那個男人用猥瑣的目光上下打量她和女兒,令媽媽心中起了戒心。「他原本說還有其他女性同行,但後來改變主意,堅持要我們單獨上車,也憤怒地拒絕讓我查看他們的身份證明。」媽媽回憶說。幸好,媽媽那時機警地謊稱會稍後上車,然後拉着兒女逃跑了,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除了火車站危機四伏,網上也出現了以性換取住宿和食物的帖文,不法分子以金錢利誘難民女性到他們家中作客;也有以「聘請難民女性為家居清潔」作招徠,在女子來到他們家中便露出本相,要求性服務等,犯罪手法層出不窮。 性犯罪者利用難民心態避開法律責任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在Twitter發文警告「對侵犯者和人口販子來說,烏克蘭的戰火不是個慘劇」,而是一個賺錢的機會。他們往往假借救援來尋找目標,看準難民的無助和脆弱,乘人之危,騙取他們的信任,聲稱可以為他們提供物資、行動、住宿上的幫助。實際上,有的會以性暴力對待女性,有的則密謀將她們送到外地賣淫、把小孩賣給別人或讓他們充當廉價勞工。由於初時各地的難民註冊機制較為混亂,有些兒童現時所在地和安全未明,實在令人憂心。 一直以來,難民群體中的性暴力舉報率都異常地低。一些不法之徒會利用難民語言不通的特點,讓自己成為她們唯一的依靠,令他們遇到問題亦無法向外求助,而很多難民因爲害怕報警會影響她們的居留申請,亦不敢挺身作出指控,犯罪者又看準了他們不想惹麻煩的心態,乘機犯案。 聯手為難民女孩撐起保護傘 縱使外間充滿騙子,世上還是有真誠的關愛。因為民間和各組織加强通報和合作,現時在邊境多了警察巡邏,也建立更完善的義工註冊及識別制度,原先在火車站徘徊的可疑人士明顯減少,難民可在那裡稍作休息。 國際培幼會聯同各個支援組織及政府為義工註冊,並紀錄難民家庭的去向,以便追蹤。 工作人員逐一將家庭帶到認可車輛等候安排,減低人口販賣風險。 國際培幼會因有各國熱心市民的慷慨支持,也在多個烏克蘭鄰近國家設置了支援站,在邊境宣傳兒童保護及防止性暴力及人口販賣的訊息,亦為難民家庭提供物資和心理支援,照顧他們的身心需要。戰火未停,復原的路更是漫長,我們必須思考長遠安排,從兒童保護以至安排兒童在新居住地方入學,都需要大家繼續與難民兒童及家庭同行。 國際培幼會從各國派出緊急事故應變專家到場,帶領團隊為難民家庭提供援助。 國際培幼會的心理專家和團隊在支援中心內以各式活動及遊戲治療等緩解兒童心中創傷。 國際培幼會聯同各地政府安排烏克蘭兒童在當地入學,並向兒童派發上學物資及書包。 因人數眾多,入學手績需時,培幼會在支援中心增設平板電腦,讓孩子繼續學習並吸收安全資訊,使他們在離開中心後仍懂得保護自己及家人。

一個小女孩的故事 讓我們反思「全納教育」的推行實況

在香港我們擁有12年免費教育,讀書機會隨手可得。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孩子要上學可先要過五關、斬六將。 宋加兒(Soungaye)是個住在馬里的16歲女孩。在疫情之先,馬里就因為長久以來的社會不穩及旱災,已有多達1,100所學校無法運作。 宋加兒非常喜愛讀書,甚至書不離手,她相信知識可以改變命運。 第一重障礙—女孩身份 在這不利發展的設定下,孩子要讀書難,女孩更難,國際培幼會的《危難中的女孩:薩赫勒的聲音》(Adolescent Girls in Crisis: Voices from the Sahel)報告指出馬里有三份一女孩從未接受或只接受了一年教育。 「我們13、14歲便要嫁人,不可再上學。」報告引述了一名14歲女孩的話。在馬里,即使父母普遍支持女兒在幼年時接受教育,但基於家族名聲考量、擔心女兒在青春期時不慎懷孕,往往選擇儘早將女兒嫁出。 宋加兒幸好避過了童婚,但她還要面對家中的雜務。玩樂和學習兼具的童年往往只是男孩獨有,馬里的女孩從小就背負著打理家務、照顧家人等的期望。 做畢家務後,宋加兒踏出家門準備回校,門外迎接她的卻是危機四伏的環境。聯合國的報告指女孩在紛亂環境更容易陷入性別暴力的處境,可能會被非禮、強暴、擄去賣淫、甚至虐殺。回校路程驚險重重,直接導致了很多父母不讓女兒外出,因此在馬里等動盪地區的女孩輟學率比平均值高出2.5倍。 被視而不見的標籤 女性的身份外,宋加兒還面對另一重學習障礙。12歲時宋加兒被發現感染了小兒麻痺症病毒,因為她沒打過疫苗,缺乏教育的母親也缺乏育兒及健康知識,當地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武裝份子亦不允許外地醫生向女性提供治療,宋加兒差點掉了性命。 最後宋加兒保住了生命,卻永久失去了雙腿的活動能力,也因此無法回到沒有傷殘設施的學校上課。「沒有人幫助我,學校的職員甚至都沒有留意到我不在……」宋加兒默默地輟學了。 宋加兒在患病後依靠輪椅出入,上學變得難上加難。 很多發展中國家,包括馬里,都絕少有方便殘障學生使用的設施,變相令他們失學,在社會上被邊緣化。 「培」育關愛文化 助女孩突破難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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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十一月號【是學校?還是戰場?女孩急需安全學習環境】

當學校成為孩子的惡夢 今年八月初,一名於2014年被武裝組織「博科聖地」綁架的尼日利亞女學生獲釋,在相隔七年後與家人團聚,為其他被擄學生的親屬帶來希望。這名女生是七年前在奇博克學校綁架事件中被擄去的276名女生之一,當年武裝份子偽裝成警衛闖入學校,強行將學生帶走,並於這些年間向學生洗腦,要她們轉信伊斯蘭極端主義,威迫她們與組織中的「聖戰士」結婚,生兒育女。事件當時震撼國際社會,但多年來只有近半學生獲釋或成功逃脫,上百名女生仍然音訊全無。 至十月底,尼日利亞總統穆罕默杜·布哈里在教育安全會議上指出全國有超過1,200萬名兒童因武裝分子頻繁的綁架活動而受到心理傷害,不敢上學。很多學生都無法集中精神上課,時常擔心會成為下一名受害者,甚至因此而逃避學習,減少上課次數或輟學。 「博科聖地」闖入並破壞了尼日利亞阿達馬瓦州的一所學校,該州份在不足十年間已有上千女性被擄走和殺害,居民人心惶惶。 警號一再響起 多國學生無處容身 學校受襲對我們來說可能有點匪夷所思,但事實上這些事件並不罕見。根據尼日利亞政府官方數字顯示,去年十二月至今年十月期間,武裝組織亦已在尼日利亞西北部及中部擄走了逾1,000名學生。而且,尼日利亞絕非唯一受這些事件影響的國家。 2015年至2019年期間,根據保護教育免受攻擊全球聯盟(Global Coalition to Protect Education from Attack,下稱聯盟)的記錄,針對教育機構和場所的暴力事件就有逾11,000宗,在35個國家中影響7,500萬名3至18歲的適齡學童,約22,000名學生和教職員因襲擊而受傷,有些甚至死亡。 女孩屢被剝奪學習的權利 暴力事件也有男女之別?的確如此,聯盟的報告顯示有21個國家的女性因為自身性別在接受教育時遇到暴力襲擊,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亦指,在衝突環境中生活的女孩比其他地區的女孩中學輟學率高出近九成。這些國家往往存在嚴重的性別不平等和歧視,童婚與青少年懷孕比率亦較高,當地人認為女性無需、甚至不應該讀書,只要「安份守己」在家中打理家務、結婚生子就可。 以尼日利亞為例,當地武裝份子「博科聖地」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極端組織,他們認為讓女性接受教育會令她們被「西方有害的思想」荼毒,會令她們懂得自決、變得反叛。另外,他們相信《古蘭經》中提及「為主道而戰,以致殺身成仁,或殺敵致果」就會得到「賞賜」,如犧牲的烈士會在天堂獲賜72個處女一樣,於是便擄走學校中的女生,作為給戰士的獎賞。 以最近再次被另一原教旨主義組織塔利班掌權的阿富汗為例,塔利班在1996至2001年執政期間,曾全面禁止女性上學。是次重新奪權後,雖然公開表示會讓女孩回到男女分隔、由女老師執教的學校上課,但目前而言,包括首都喀布爾在內,全國絕大多數女孩都被禁止上學,可見女孩的受教育權和自主權往往在政局不穩和宗教糾紛中被犧牲。 尼日利亞總統在教育安全會議上的發言亦引證了這一點。他直指女孩失學問題嚴重,她們的權益在衝突中尤其脆弱,在失學下她們會更容易被安排接受童婚,問題一環扣一環,影響深遠。 聯合國的統計顯示尼日利亞童婚率高達44%,是最多18歲以下女孩結婚的國家之一。 《安全學校宣言》與願景 有見及此,挪威和阿根廷在2015年發起了《安全學校宣言》(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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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女孩」行動全球聯署

  前言 培幼會最新研究報告揭示了接收虛假網絡資訊對女孩生活、學習和領導才能方面的影響,並探討網絡上的行為取態如何限制了女孩的自由與發展機會。國際女童日(2021年10月11日)將至,一群女孩在國際培幼會的協助下發起聯署,要求各國政府關注女孩的網絡安全與自由。現誠邀您一起參與行動,共同為女孩創建更平等的未來! 研究報告 是次調查綜合了來自全球33個國家的統計,合共有26個國家、逾26,000名女孩及年輕女性參與問卷,以及於18個國家進行了詳細訪談,得出以下結果: 一、91%受訪者關注虛假網絡資訊問題 二、87%受訪者認為虛假網絡資訊為她們帶來負面影響 三、46%受訪者曾因虛假網絡資訊感到傷心、抑鬱、壓力大、擔憂或焦慮 四、每四個受訪者中便有一個因虛假網絡資訊而不敢發表自己的看法 五、十個受訪者中有七個從未在學校或家中接受如何分辨虛假網絡資訊的教育 網絡資訊的影響力不容忽視。在這科技發展迅速的世代,生活中大小事務都依賴互聯網運作。尤其是疫情期間,為了防範病毒傳播而要增加社交距離,女孩更需要透過網絡遙距學習,有55%的受訪女性每日都花多於七小時上網,16%更會花逾12小時,網絡成為了女孩生活的必須品。 然而,網絡危機四伏,充斥着威脅女孩安全的資訊,包括錯誤的疫情消息、誘騙女孩的人口販賣網站等,令女孩不能放心享用網絡資源,阻礙了她們的發展。 「有人用我的名字在網上開了帳戶,威脅要把我的照片放上去。我一直都抹不去對互聯網的恐懼,我怕它會毀掉我的將來。」(哈亞,來自幾內亞的女孩) 「有天我在網上看到一個職位空缺,便留下了聯絡方法。幾天後,我發現自己加入了一個WhatsApp的性群組。我立即退出了,但這件事困擾了我很久。」(智美,來自貝寧的女孩) 「我有些朋友誤信了網上的疫情資訊,說這場疫情只是個騙局,根本不用戴口罩,之後就染上了病毒。」(伽拿,來自埃及的女孩) 「網上說用衛生棉條會引致癌症,又有人說混合了橙皮和蒜頭可以治療新冠肺炎。我有朋友以為這是個有效的神奇藥方。」(麗莎,來自巴西的女孩) 為了讓女孩可以在網上得到保護,培幼會建議各國政府推廣網絡安全知識、捍衛女孩網上權益;社交平台營運商應該負起調查和修改網絡使用政策的責任;媒體要在傳播消息前分辨資訊真偽,防止虛假訊息傳播;網絡營運商要將取得網絡資源的成本降低,讓更多女孩可以得到生活所需的訊息,消除資源不公;大眾則可以在網上發揮正面影響力,令網絡世界的內容更安全可靠,亦可以透過參與以下的聯署行動等方式支持女孩爭取網絡公義。 聯署信 早前,我們共26,000名女孩就網上虛假資訊傳播危害女孩權益的問題與國際培幼會商討對策,並發現在十個女孩中便有九個曾因此受傷害。 現在,我們呼籲各國政府立即行動。您願意支持我們的聯署嗎? 透過互聯網,女孩可以學習、聯繫、表達自己的想法、發揮天賦、玩樂,更可以拓展未來無限可能。但我們被限制了! 我們每天都在網上看到不同的謊言和性別定型。這些人把他們對女性的身份和行為期望強加於我們身上,而虛假的資訊助長了這些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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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九月號【只差一步便要披上嫁衣 立即幫助印度女孩擺脫童婚】

您可知道全球其中一個童婚問題最猖獗的國家就在我們附近?童婚每天就在你和我身邊發生!根據聯合國的統計,印度每年有150萬名未成年女孩被迫結婚。全國15至19歲的女孩中有高達16%已婚,到了18歲成年時,更有22%已在養育至少一名孩子,即每五名剛成年的女孩就有一名已經是媽媽。 每天都有女孩被迫接受童婚,即使立法禁止都未見成效,需加強公眾教育以杜絕問題。(圖片來源:AFP、GettyImages) 問題每天都多,為何要急切關注童婚問題? 受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影響,人口眾多的印度曾多番實施封城措施,拖累經濟下滑。當地2020至2021年度的生產總值下跌了7.3%,至最近才有所好轉,但經濟影響已深入社會基層,失業率持續高企,自疫情出現以來共有7,500萬人落入貧窮線下。由於不少家庭頓失收入,父母為了讓一家人有飯可吃,都絞盡腦汁開源節流。此時,在重男輕女的觀念下,社會地位較低的女孩便被家人視為負累,她們會被安排結婚,好使家中少一個要餵養的孩子。 婚後女孩的生活並不好過,她們要輟學、離開原有生活圈子、專心一意在夫家照顧長幼、生兒育女,「成為好妻子、好媽媽」變成了她們生命中唯一目標。可是,年紀輕輕的她們身心根本未能承受懷孕的壓力,往往在懷孕和生產時出現併發症,產後又不懂如何照顧孩子,造成營養不良等情況,大大影響她們和孩子的健康。同時,因離開了課室,她們無法繼續追求知識與夢想、發展事業或向上流動,亦未能改善生活環境,形成跨代貧窮。 婚禮在即 懸崖勒馬 為了解疫情下的最新情況,國際培幼會(香港)總幹事蕭美娟博士(Kanie)早前與兩位印度女孩及打撃童婚的前線工作人員視像訪談。13歲女孩薛花妮(Shefali)的爸爸原本是個建築工人,在封城令下所有工作停止,變相失業,家中只剩少許青菜和白米供一家五口糊口。而他們身處的地區童婚盛行,父母漸漸萌生將長女薛花妮嫁出去的念頭,盼籍此減輕經濟負擔。得知父母的決定後,薛花妮非常失望,她知道若真的出嫁了,將來成為護士的理想定必粉碎。但不管她如何反對,父母都未有改變決定,直至培幼會收到通報前往家訪,向薛花妮父母解說童婚的禍害,並協助她們一家取得經濟援助,解決燃眉之急,薛花妮的婚事才得以阻止。 另一名受訪女孩,17歲的洛希(Rakhi)亦有相似遭遇,她更是「只差一步」便要嫁作人妻。洛希的父親身患重病,命不久矣,家人眼見將會失去重要收入來源,亦要面對疫情帶來的高昂物價,都想盡辦法節省開支。家人本來已準備好所有婚禮用品和佈置,馬上便要將洛希嫁給素未謀面的男子。在千鈞一髮之際,培幼會帶同執法人員趕來,向她父母解釋童婚是違法行為,並闡述洛希在婚後會遇到的各種困難,洛希父母才承諾取消婚禮,將婚禮用品全數退回,並支持女兒繼續讀書。 洛希(右圖)的父親雖患重病,但年紀輕輕的洛希卻能夠樂觀面對,期望有一天以自己的能力供養一家人。 13歲女孩薛花妮現已重返校園,她決心要考上大學,成為一名護士,貢獻社會。 一層一層的影響 成就女孩夢想 洛希對可以繼續學習十分雀躍,她感激培幼會在她傷心絕望、打算接受命運的時候出現,改寫了她的一生。但她知道有些昔日的同窗並沒有和她相同的運氣,被悄悄地嫁出去了。洛希不甘女孩要接受不公的待遇,有了自身經驗後,她決定更加關心朋友,把身邊的童婚事件告知培幼會,並說服女孩不要做錯決定。畢業後,她冀望成為打擊童婚的執法者,將今天所受的幫助傳給更多女孩,杜絕社區中的童婚風氣。 沒有不可改變的命運! 培幼會的工作人員會一直走在反童婚的最前線。受訪工作人員指,單單在他工作、人口只有20萬人的小區,每天都有一至兩宗童婚個案,當中更不包括一些身份和年齡被掩藏、未被發現的案例,情況並不樂觀。不過,這都是可以改變的! 根據過往數據顯示,只要培幼會接獲通報,進行家訪,並以女職員自強向上的經驗和理據遊說女孩父母,全部童婚個案都能成功被阻止。所以童婚現象會否消失,關鍵就在於我們有沒有資源擴充通報及服務範圍,加強社區教育與宣傳,以長遠地解決貧窮問題。 Kanie向印度的前線人員了解最新情況以及他們工作的挑戰,期望為打撃童婚的項目爭取大眾更多的支持。 培幼會相信提昇女性的社會地位和加強教育工作是長遠地消除童婚的關鍵,因此會透過改革學校課程、舉行社區活動等不同形式向當地人宣傳保護女孩權益的意識。 蕭美娟博士在訪問後深受感動,為女孩可以重獲新生感到興奮,她很欣賞女孩以自己的經歷貢獻社區,並呼籲大眾支持「助養女孩計劃」,以每月港幣$240元協助培幼會在發展中國家推行反童婚工作,為女孩設立更完善有效的通報及支援系統;亦可以透過「愛‧女孩」基金一次性捐款,以港幣$300元,為1名女孩提供一次性獎學金,幫助她們改善生活,讓她們擁有上學機會;以港幣$500元,為3名女孩提供一個月所需的衛生及防疫物資,保障健康;或以港幣$1,000元,為4個家庭(每家庭4-5人)提供備有20-25天糧食的食物籃,暫緩家庭經濟壓力,助女孩擺脫童婚厄運。

2021年八月號【女孩賦權的力量 造就不一樣的奧運會】

香港運動員在剛剛過去的東京奧運得到驕人的成績,打破多年以來的獎牌紀錄,實在令人鼓舞。但在今屆奧運會中創下歷史的除了香港的獎牌數目,不得不提女性運動員的參與度和作出的突破,顯示女性平權在競技場上的一大進步。 您或會留意到本港派出的運動員中有逾半是女性,其實2020東京奧運是自1896年首屆現代奧運以來最多女運動員參賽的一屆,達49%,奧委會更規定每支代表隊必須包含至少一名女性和一名男性運動員,以杜絕某些男女不平等的國家禁止女性參與的情況。 女性參與運動不是很平常嗎?事實上,奧運的歷史並不如此。在1900年以前的奧運,女性被禁止出賽,到了該屆奧運也只有2%運動員是女性,並只可以參與數項指定比賽。 往後的奧運會中,亦多次有女運動員因其性別而成為被攻擊和羞辱對象。在今屆奧運會中,我們除了為香港取得理想獎牌數目而高興外,也可為有更多女性能夠參與活動、展現實力及作出不同的突破而喝采,因為這正彰顯女性權益的進步。 女性與性別定型的競技 不少人喜歡觀看奧運的體操項目,您可有留意今屆有什麼特別之處?過往女子體操運動員都一律穿著類似泳裝的高衩三角體操服,露出雙腿,多年來都被認為是體操界的潛規則,而男子選手則可以選擇以短褲或長褲作賽,準則不一。今屆德國女子體操隊選擇打破傳統,挑戰固有思想,穿上長袖衫長褲的全身體操服,並聲明要對抗體育界中對女性身體的不合理期望和目光。 德國隊讓女選手自行選擇是否穿著全身體操服,最後全體運動員都決定響應行動。(圖片來源:路透社) 在女性平權的競技場上,還有南韓弓箭手安山。安山在女子個人、團體以及混合賽都取得了金牌;不過,南韓社會反應未如我們所料的熱烈,沒有把焦點放在她耀眼的成績,而是她的一頭短髮。南韓的社會文化中一直存在男尊女卑的問題,女權主義近年才抬頭,卻仍經常被冷眼相待。安山的短髮就成了兩派導火線,引發了南韓國內激烈的爭辯,有一些網民更指她是「厭男的女性主義者」、要求大會取消她的獎牌。慶幸,性格沉穩的安山沒被言論壓力和性別定型打倒,在場上表現出色而奪金,堅持以自己覺得舒適的短髮形象示人,且得到多方聲援,包括總統文在寅及逾六千名網民以短髮照片支持她,無疑在南韓的兩性討論中展現了一番新景象。 安山的短髮備受批評,但她沒有因此動搖。(圖片來源:法新社) 女性的力量 小時候看的圖書和動畫中,男孩的課外活動不外乎踢足球、打籃球、武術等「力量型運動」;女生則被描繪為喜歡彈琴、畫畫、跳舞等「比較陰柔」的刻板形象。為甚麼女生不可以學武術、男生又不可跳舞? 分別來自中東沙地阿拉伯和太平洋島國吉里巴斯的兩位年輕女運動員就在柔道場上證明了女性的力量。柔道被歸類於現代武術及搏擊運動,在很多文化保守的國家被視為「男性運動」,家長都不鼓勵女兒參與。在信奉伊斯蘭教的沙地阿拉伯,女性沒有穿著自由,也不能有自己的銀行戶口和護照,生活處處受阻,但沙地選手塔哈妮(Tahani Alqahtani)無懼社會壓力,不單參與柔道這項「男性運動」,更出國比賽,為沙地女性建立自強自主的信心。「我想代表我的國家,特別是沙地女孩,取得最好的成績。我要讓世界知道沙地女孩可以成功!」她說。 沙地定立了2030年前在運動場上達至兩性平等的目標,並在官方宣傳中展示塔哈妮的相片,是當地運動史上的一大進步。(圖片來源:@saudiolympic 官方Twitter帳號) 吉里巴斯柔道選手基拿娃(Kinaua Biribo)也有相似的夢。「雖然我應該不會取得獎牌,但我不會放棄。家鄉的女性都看着我,如果她們看到我成功了,她們也會被鼓舞!」吉里巴斯的家暴問題嚴重,聯合國的報告指去年全球有近六成男性曾對女伴施以暴力,而太平洋國家有最高的發生比率。基拿娃在場上仍深深記掛吉里巴斯的女性:「我希望我的姊妹可以看到希望,女性的身份不是詛咒,是祝福。我們不一定是受害者,我們也可以是強者!」 基拿娃在場上大展身手,展示吉里巴斯女性的力量。(圖片來源:judoinside.com) 運動作為賦權的工具 國際培幼會相信只要得到機會,每一位女孩都是個小鬥士,賦權予女孩可以推動她們發揮力量,改變男女不平等的風氣。培幼會在全球多個發展中國家以足球等被標籤為「男性運動」的體育項目作為接觸女孩的途徑,在興趣班和訓練中向女孩講解她們的權利、保護自己的方法以及支持她們對抗社區中的不平等。運動場彷彿是社會的縮影,我們要在運動場上讓女性展現力量,給她們選擇自己喜歡的項目、衣着、髮型等,也要讓她們的聲音被聽見,成就得到欣賞。女性的力量是不容小覷的! 培幼會在尼加拉瓜以運動凝聚女孩,從中教導她們如何爭取和保護自己的權益。 孟加拉女孩積極參與空手道訓練,藉此學懂自衛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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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七月號【逃難了,然後呢?媒體甚少告訴您的委內瑞拉難民女孩故事】

「委内瑞拉人大逃亡」、「委內瑞拉難民潮持續」、「委內瑞拉爆難民潮」…… 新聞報導標題總是如此說。委內瑞拉的難民危機對我們來說應該不太陌生,但大多媒體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委內瑞拉人如何逃離家園,鄰國又怎樣把他們拒諸門外,您可知道難民逃亡後的生活狀況?他們的安全和生活問題就可解決了嗎? 委内瑞拉社會及政治動盪始於2014年2月,民眾發動示威要求總統馬杜羅下台,軍方以武力鎮壓,其後更演變成兩派各執一詞,出現兩個「總統」的局面。社會一片混亂,經濟下滑,失業率攀升,市面上出現糧食、藥物、日用品短缺,亦有民眾被斷水斷電。 難民女孩孤立無援 婦女冒着生命危險帶着兒女逃到從未踏足的國度,她們大多不曾接受教育,失去了丈夫陪伴和分擔,卻又未懂獨力保護自己和兒女,需要面對多方面的挑戰,包括性別暴力、人口販賣、衛生狀況欠佳、營養不良等,加上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大爆發,生活更是波折重重。 明目張膽的性別暴力事件 國際培幼會在今年初以問卷和深入訪談接觸了近600位10至19歲身處哥倫比亞、厄瓜多爾及秘魯的委内瑞拉難民女孩,以及近50名監護人,以了解她們確實遇到的生活困難。 「附近一個有性犯罪紀錄的男人當我是妓女,說要給錢我媽媽,換取和我相處一天。我媽媽說要舉報他,他才罷休。」一名16歲身在秘魯的女孩說。這個女孩幸得媽媽挺身而出為她化險為夷 ,有好些女孩卻沒這麼幸運。 另一名16歲逃至厄瓜多爾的女孩說:「我和媽媽要在公寓的公用洗手間做清潔工幫補收入。有次,兩個男人在我清潔時走進來,對我上下打量,一個用看不起的態度說我是那『做清潔的女兒』,另一個就笑着對我說他對我存在性幻想,問他的伙伴要不要對我做甚麼。我站在那裡,四肢頓覺麻痺,不敢說甚麼,我怕他們真的會動手。」 她並非唯一一個不敢吭聲的女孩。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的研究報告指出,已曝光的難民性別暴力事件只是冰山一角。很多受害女孩都因文化背景而選擇啞忍,害怕會被認為是「不潔」或被反過來指責是家門之恥,也有一些因不懂當地的語言、害怕影響難民申請、加害者是當地人甚至難民營工作人員而默默承受痛楚。因為不用承擔後果,加害者就更變本加厲隨意騷擾女孩。 身份決定命運 培幼會的調查指出28%的女孩未有在學校註冊,當中兩成人是因為給予難民的學額不足,另外兩成是因為無法得到所需的身份證明文件。即使有幸接受教育,學校裡亦出現嚴重的歧視情況。 在哥倫比亞的15歲女孩說︰「同學稱我為『Veneca』(對委內瑞拉人的貶稱)。」 難民的身份又何止影響女孩的教育情況呢?報告發現有四成女孩沒有接受醫療服務的途徑,72%人表示去年的健康狀況大受影響,而她們大多得了的病症都是可預防和較容易治療的呼吸道或腸胃症狀,若她們得到正式身份證明以及社會醫療保障,這些情況就不會發生。 同樣地,女孩也因求助無援在其他方面受苦,譬如說,她們因身份問題沒有機會上課學習性知識以及無力抗拒童婚,每十個委內瑞拉難民女孩中就有一個未成年懷孕,平均年齡只有16.4歲;亦有44%女孩因貧窮和沒有社區支援及保障而晚上捱餓入睡,有女孩更曾經空着肚在街上行乞五天;除了行乞,童工問題也非常嚴重,她們不得不在街頭販賣、從事快遞、參與非法活動或強制勞動去賺取微薄的收入換取溫飽,即使發生意外,亦沒有人會出手幫忙,免得被盯上或被驅逐出境。由此可見,難民的身份成了女孩健康、有尊嚴地成長的一大阻礙。 疫情下的現況及工作展望 疫情無疑令女孩的處境更艱難,一方面在狹小的空間難以保持社交距離、共用洗手間增加病毒傳播風險之餘,另一方面原先有幸註冊上學的女孩亦因為家中無法負擔電子裝置而不能參與網上課程,要以知識改變命運可說是難上加難。 為應對這個困局,培幼會在疫情中不敢怠慢,在社區以至國家層面為女孩發聲,敦促社會領袖在制定法律、政策、計劃和應變方案時多加考慮難民和移民女孩的需要,以達至於不同層次和角度全面地保障女孩權益,支持她們及其家人儘快適應新生活,並得到社會的接納和肯定。 培幼會為難民家庭提供物資援助,包括應對疫情的衛生包等,幫助他們渡過難關。 培幼會重視女孩教育,相信透過教育可以長遠地改變社會風氣,並為女孩創造更公平、更安全的環境。 現在,我們知道了更多關於難民女孩的故事,您會與女孩同行,助她們一臂之力嗎?

2021年六月號【雞先定蛋先?拆解氣候危機與性別公義錯綜複雜的關係】

因疫情關係,原定於2020年11月在蘇格蘭舉行的第26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延遲到今年底進行,但時間不等人,氣候問題每分每秒都在惡化,後果影響千千萬萬的人。 氣候變化下,全球氣溫上升,各處出現旱災、水災、冰川融化、水位上升、蝗災等,種種自然災害都危害農作物收成,以致食物短缺,出現糧荒。與此同時,政權和武裝勢力為了爭奪僅有的資源,互相角力,在各地造成安全危機,大大破壞社會民生。 全球化的趨勢使糧食生產的過程集中在小部份國家,若當中一個程序受氣候變化影響,任何國家都無法倖免於難。 女性苦陷氣候危機最前線 我們正處於糧食危機的邊緣,缺乏及時有效的行動,我們將會面臨嚴重人道災難,聯合國估計到今年底將有國家發生飢荒,而女性人口比男性更受打擊。 因男女不平等的傳統觀念,女性時常要負責準備一家人的食物,照顧老幼,並在全家用膳後才可以進食。在食物不足時,她們只得空著肚子,所以有逾六成的糧食短缺受害者都是女性。另外,為了得到更多糧食,不少家庭會要求女兒輟學工作,或是結婚換取禮金、供養家人,導致這些女孩對將來失去盼望。 來自尼日利亞、14歲的蒂蒂本打算移居尼日爾尋找出路,卻被逼嫁給一個有暴力和施虐傾向的男子。 日益嚴峻的災難 女孩逐漸褪色的夢想 今年19歲的莉哈娜塔兩年前隨家人離開因資源爭奪而戰火連連的家鄉,逃到布基納法索的大城市卡亞避難。布基納法索是聯合國警告四個可能在2021年出現饑荒的國家之一(另有尼日利亞、南蘇丹及葉門)。 莉哈娜塔的父親抵達卡亞後,嘗試申請世界糧食計劃署的援助計劃,但一家十口中,他只成功申請到五個人的食物份量。莉哈娜塔一家經常以粟米粉和水搓成麵糰充飢,一天只能吃到一或兩餐,她更要輟學減少家中支出,好讓家人可以買到水和糧食度日。莉哈娜塔最大的願望是回到學校繼續讀書,將來成為一個老師,但她深信這已成了不可能的夢。 派發食物不足並不是世界糧食計劃署刻意苦待他們。我們從近年研究得悉,在持續的氣候問題下,世界糧食問題會在2050年前惡化兩成,而籌得的援助資金卻距離目標還有42%,可謂僧多粥少。 每次天災後依賴援助而不從根本解決氣候問題只是治標不治本,我們需要重新審視國際間的氣候協議。 哪個才是問題根源? 有很多女孩和莉哈娜塔一樣失學,現時全球有一億適齡女童無法上學,在疫情下,數字更急劇攀升。 女性佔了人口的一半,實際上可以在氣候變化的議題上扮演重要角色。假如每個女性都學會一個環保的生活小技巧,也許就能積少成多,帶來重大改變,也可能是最終解決氣候危機的關鍵。環境經濟學家保羅‧霍肯(Paul Hawken)在他的著作《Drawdown》中推算,如女性接受性及生殖教育、學會避孕方法、了解自身權益,逾兩億名女性就懂得計劃生肓,共可減低850億噸碳排放。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我們可有想過改革環保政策、解決氣候問題的領袖可能就是她們當中的一位?即使有幸接受教育,礙於社會性別定型的思想,一般不鼓勵女孩學習科技、工程、數學、經濟、政治等學科,使女孩發展受到限制,難以發揮長處及參與推動環境保護政策和綠色經濟。以再生能源產業為例,女性從業者只佔20至25%;在國家層面上,於簽訂巴黎協議時,與會者也只有35%是女性。澳洲科廷大學就有研究證明了女性參與政策制定對環境保護有正面影響,她們會主張擴張受保護土地面積、增加環保政策認受性、更嚴格執行氣候條約及推動更有效減低碳排放措施等。 對女孩自身來說,因氣候災難而失學使她們困在無止境的惡性循環中。沒有教育,她們無從得知面對天然災害的應變方法,在天災降臨時未能及時作出反應。她們也不能參與學校免費膳食計劃,只能餓著肚子待在家中。 不少發展中國家的女孩都會透過學校獲取免費膳食,填飽肚子,所以上學對她們來說有另一番意義。 說到底,人類一步一步踏進更崩壞的氣候環境,女孩又無法接受教育,沒法將才能貢獻社會,解決氣候問題的機會就更加渺茫,環環相扣,我們可以如何打破宿命? 手握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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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五月號【傳統禁忌致性別不平等 天價衛生巾斷送尼泊爾女孩無價將來】

繼蘇格蘭之後,法國、紐西蘭等地相繼宣佈會為女孩提供免費衛生巾,以解決當地「月經貧窮」問題。遠在山區的尼泊爾女孩卻沒那麼幸運,她們一生仍受各樣月經問題困擾。 國際培幼會(香港)總幹事蕭美娟博士(Kanie)早前與兩名尼泊爾女孩及當地的前線同事對談,探討當地的月經問題並了解培幼會的工作成果。女孩的遭遇可歸咎於兩個問題:「月經羞辱」及禁忌,以及「月經貧窮」。 因疫情關係,今年Kanie未能一如以往親身前往發展中國家探訪,但她經常透過與當地同事進行視像會議,了解各地的最新情況。 「月經羞辱」及禁忌 在尼泊爾,月經被視為「不潔」,來經的女孩會被禁止接觸家中男性成員或被視為聖潔的廚房、廟宇、水源、學校及參與社交活動,甚至連米飯、肉類和牛奶等營養豐富的食物都不能食用。她們在來經期間只能被逼在「月經小屋」(Chhaupadi)隔離,這些小屋多是牛棚和破爛的小木屋,曾有不少女孩因嚴寒失溫、被強姦或被野獸襲擊而失去性命。 在偏遠山區,月經小屋依然普及。 小屋並沒有任何設施,只有冷冰冰的四面牆,有時甚至連完整的牆壁都沒有,女孩每月都曝露在危機之中。 事實上,尼泊爾法院早在2005年禁止這項陋習,但難以在偏遠村莊嚴厲執行法例,近九成女孩仍在來經期間遭受不同程度的限制。2018年11月一名14歲女孩在風災期間因山泥傾瀉而被困月經小屋,不幸身亡;2019年12月一名21歲女孩在月經小屋點火取暖而窒息致死,把女孩囚禁在小屋的姐夫被判處45日監禁,卻被允許以簡單罰款來換取不用收監的自由。在法例未被重視的情況下,女孩權益顯然不受保障。 12歲就讀小學六年班的蔓塔(Mamta)和Kanie分享時談到:「以前來經時我每個月要花幾天獨自和牲畜一起擠在狹小的牛棚,沒有門可以鎖上,很害怕會有壞人和野獸闖進來。」 因月經被視爲禁忌,學校課程和父母都沒有教導女孩正確的月經知識 ,尼泊爾女孩在第一次來經時都非常徬徨無助,亦不知道可以如何爭取應有的權益和待遇。透過培幼會,蔓塔學會了月經相關的知識,我們的工作人員更說服了蔓塔母親不要再把蔓塔困在月經小屋中,讓她在來經時安心上學。 透過培幼會的工作,蔓塔終於不用在牛棚隔離,還可以在月經期間上學,臉上多了一份笑容。 「月經貧窮」成女孩學習障礙 另一位15歲女孩柔迪(Joti)則分享了她遭遇到的「月經貧窮」。「我父親是位建築工人,一天只能賺到五六百盧比,只夠用來買蔬菜和米,勉強填飽一家人的肚子,哪來多餘的錢買衛生巾呢?」她問。 尼泊爾的衛生巾昂貴得可怕,一包五片質量較好的衛生巾索價約港幣$13元,以一個生理週期用量約三包來計算,一個女生購買衛生巾的花費相等於一個貧窮家庭一日收入(約港幣$39元)。換個角度來說,在物價和生活指數高漲的香港,最低工資下一人收入一天約有370多元,一個星期週期的衛生巾只索價24元,不過是一天收入的6.4%,相對之下尼泊爾的衛生巾售價可算是天價,難怪有近五成尼泊爾女孩都會因月經貧窮而缺席課堂。 柔迪說舊布不但會有異味更會造成敏感、痕癢和細菌感染,她更因為害怕經血滲漏而不敢上學,一個月要缺課三四天,難以跟上學習進度。 培幼會為柔迪和其他女孩提供衛生巾之餘,亦教導她們用乾爽布料製作可重用的衛生巾,長遠地解決月經貧窮,讓女孩不再需要因月經缺課,甚至因趕不上進度而被逼輟學,失去以知識改變命運的機會。 可重用的布衛生巾可以為女孩長遠地解決缺乏衛生用品的問題,她們也可在工作坊中得知更多有關月經衛生的資訊。 女孩絕不能因月經這個自然生理現象承受各種羞辱及痛苦! 培幼會除了致力在尼泊爾提供月經正向教育外,還會為女孩提供衛生巾,亦會教導她們用乾爽布料製作可重用衛生巾,長遠地解決月經貧窮的問題,讓女孩保持個人衛生,不再需要因月經缺課。 盼望你能伸出援手 幫助更多女孩逃離月經之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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